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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非合作将迸发新活力(环球热点)******

  2022年12月15日,在位于埃及苏伊士省的中国巨石埃及玻璃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巨石埃及公司),工人在玻璃纤维生产线上工作。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摄

  2023年,是中国真实亲诚对非洲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提出10周年。10年间,中非合作不断深化拓展、提质升级,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入新时代。新的一年,虽然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但中非共同秉持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发展战略对接,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惠及更多人民。

  务实合作成果多

  科特迪瓦阿比让港第二集装箱码头的开港,巩固了阿比让港在西非地区的枢纽港地位,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马里古伊那水电站的建成,弥补了马里国家电力缺口,改善用电紧张状况;尼日利亚拉各斯轻轨蓝线项目一期工程竣工,极大改善沿线交通状况,便利民众出行……2022年最后一个月,3项新成果作为中非深化基建合作的缩影,为中非扎实推进务实合作再添新注脚。

  “过去10年,中非合作不断深化拓展、提质升级,沿着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前行,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入新时代,展现蓬勃发展新气象。”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须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非洲国家构建了健全的合作机制和广阔的合作平台,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

  近年来,中非关系不断升级。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双方同意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方一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入新时代。2022年,中方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率先支持非洲联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受到非方欢迎。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非经贸合作日益密切、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连续13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1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542.89亿美元,同比增长35.3%,创历史新高。2022年8月,首批非洲对华正式出口的鲜食牛油果,在肯尼亚利穆鲁镇的桑瑞普工厂完成打包装运,经海运抵达上海港。中国对非投资强势反弹,仅2021年1—9月,中国对非全行业直接投资25.9亿美元,同比增长9.9%,已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中非发展基金自2006年成立以来,已累计在非洲37个国家投资决策了110个项目,决策金额近60亿美元。

  中国对非基础设施合作继续巩固传统优势,承包工程的合同额保持增长。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企业为非洲新增和升级铁路超过1万公里,公路近10万公里,桥梁近千座、港口近百个,还有大量医院和学校,累计创造就业岗位超过450万个。

  中非民心相通在疫情期间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向非洲27国提供1.89亿剂新冠疫苗,在非洲本地化合作生产年产能达到约4亿剂,被非洲国家称作“及时雨”。常驻非洲各国46支中国医疗队第一时间投入当地抗疫行动,15支中国巡回抗疫医疗专家组和紧急建立的43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为非洲带去防疫经验、方案和物资。此外,中方还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同19个非洲国家签署缓债协议或达成缓债共识,还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免除15个非洲国家2020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

  非洲最可靠伙伴

  中国以高质高效的实际行动,给非洲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和机遇,赢得扎扎实实的好口碑。正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专家评价的,中国在非洲是一个负责任、透明、可靠的合作伙伴。

  长期以来,中国以行动为导向,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先后宣布对非“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和“九项工程”,支持非洲国家提升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破解非洲基础设施滞后、人才不足、资金短缺三大瓶颈。近日,肯尼亚智库“跨地区经济网络”发布一份调查报告称,过去15年,中国在非实施的路桥等基础设施合作项目正在“真实可见”地改变非洲地貌,帮助非洲国家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和市场融合。非洲人民普遍称赞这是“值得尊敬”的成就。

  前段时间,剑桥大学和英国舆论调查公司在20余个国家的上万名成年人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非洲国家民众近两年对中国的好感程度明显上升。其中,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对中国好感度从2021年的68%上升到2022年的83%,肯尼亚则从58%上升到82%。美国《新闻周刊》点评,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积极布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共建“一带一路”,用经贸合作开道,让这些地区的国家得到了实惠,它们对中国好评如潮。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向来高度重视对非关系,一直把加强同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基石。中国外长每年首访都选择非洲,这已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加重视对非关系,强调中国和非洲同为发展中国家,一直是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的兄弟和伙伴。中非历来是命运共同体。”陈须隆说,“中国始终重视非洲、尊重非洲、支持非洲,从不在非洲谋求地缘政治私利,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已经走出了一条与传统大国截然不同的对非合作之路。中方坚定认为在未来多极世界中,非洲完全有资格成为重要一极。在非洲站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中方愿成为非洲最可靠的坚定战略伙伴。中非关系堪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旗舰’,发挥着引领与示范作用。”

  继往开来上台阶

  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前段时间发布了《2022年非洲青年调查》,基金会主席伊福尔·伊奇科维茨说,绝大多数非洲年轻人认为非中合作会带来双赢。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在说中国不利于非洲的发展,但非洲年轻人的观点恰恰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非关系发展的前景。

  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南非研究中心主任姚桂梅在媒体撰文指出,2023年,在世界主要力量深度介入非洲,大国博弈和竞争更加突出的背景下,虽然中非合作的外部环境有所恶化,但中非合作前景依然看好,中非关系有望迈上新台阶。

  针对美西方罔顾事实、刻意抹黑中非关系的做法,非洲国家纷纷说“不”,非洲国家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抗压能力明显增强。意大利经济学家、国际关系专家贾恩卡洛·埃利亚·瓦洛里近日在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指出,美国通过煽动反华情绪来加强与非洲关系的尝试没有取得成功。中国和非洲早已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这给非洲大陆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是任何抹黑中国的陈词滥调都无法抹杀的。

  津巴布韦《先驱报》网站文章也强调,中国处理与非洲关系的方式基于多边主义和民族平等。中非标志性合作框架,如中非合作论坛、共建“一带一路”和“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都是在承认国家主权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推动的。中国不寻求主宰其他国家,不谋求成为新霸主,也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正是为什么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处理全球事务的冷静令人放心,这是它赢得众多朋友的原因。

  “新的一年,中非关系将继往开来。双方将继续落实2021年11月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实施‘九项工程’,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的一年,世界有望真正进入‘后疫情时代’,中非关系将更加聚焦经济复苏和发展问题,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将为中非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中方将继续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中非将在全球治理中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同时,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非洲在地缘政治和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各大国将更加重视非洲并采取行动,牢不可破、真实亲诚的中非关系将发挥示范与引领作用。新的一年将进一步证明,中非合作不仅走在国际对非合作前列,还将带动国际社会不断加大对非投入,支持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陈须隆说。(本报记者张 红)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3年01月07日 第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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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人物丨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杨公子”。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不过,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他自幼不缺书读,不仅祖父有藏书,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杨念群的“野心”更是颇有杨、梁的气魄。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运。

杨念群。受访者供图

  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先请你介绍一下《“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这部新作品的缘起。

  杨念群: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如果要摆脱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读,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兴起的意义。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比如“大一统”,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其实古人讲循环,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

  另外,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热潮,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我试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

  中国新闻周刊:近二十年左右,“何为中国”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何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

  杨念群:当然可归于“何为中国”这个话题范围之内,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但历史上“中国”内涵不断发生变动,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对“中国”的使用,历朝历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国”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热潮,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中国”。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从外部看“中国”,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因此,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中国”观念的演变,但不应局限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而是应该把“中国”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2022年12月,黄河壶口瀑布。吕桂明摄

  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杨念群:第一,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获得某种安全感,“个人”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这就为“大一统”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大一统”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当然,除了“大一统”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实,始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第三,古代“大一统”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清朝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相,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大一统”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

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杜建坡 摄

  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母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杨念群:我理解你说的“母题”的意思是,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说得更直接一点,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政治动物”的。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类别,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至少“政治”作为“母题”,具有聚拢其他“主题”的典范作用。表现方式也是有“实”有“虚”,“实”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虚”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应该发挥想象力,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说,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但要想确定一个“母题”,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题”的一个基本要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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