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轴承龙头新强联重组案背后的疑点******
受拟全资控股圣久锻件消息刺激，新强联(300850)1月10日复牌股价大幅收涨11.34%。据了解，1月9日晚间，新强联披露了重组草案，公司拟9.72亿元收购圣久锻件51.15%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100%控股标的公司。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11月24日，新强联刚从嘉兴慧璞处购买了圣久锻件2.2901%的股权，彼时标的估值15.34亿元。而按照当下交易价格，标的估值19亿元，不难看出，时隔不足两个月标的估值出现大增。另外，此次并购，新强联还拟募集配套资金，其中部分资金用于补流，不过公司并不缺钱，截至2022年前三季度，账上货币资金为13.74亿元。
标的估值不足两个月增3.66亿
拟全资控股圣久锻件的消息让新强联1月10日股价出现大涨。
交易行情显示，新强联1月10日复牌大幅高开6.76%，公司全天保持高位震荡态势。截至当日收盘，新强联股价报59.32元/股，涨幅11.34%，总市值195.6亿元，全天成交金额10.71亿元，换手率9.26%。
消息面上，1月9日晚间，新强联披露公告称，公司拟9.72亿元收购圣久锻件51.15%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100%控股标的公司。
资料显示，圣久锻件主要从事工业金属锻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关键基础部件，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风电行业。2020年、2021年以及2022年前三季度，风电装备锻件收入占圣久锻件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3.45%、90.89%、89.64%。
而新强联主要从事大型回转支承、工业锻件和锁紧盘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风电主轴轴承、偏航轴承、变桨轴承、盾构机轴承及关键零部件。据新强联介绍，圣久锻件系上市公司的原材料制造商，是公司的上游企业。
重组草案显示，圣久锻件主要客户为新强联、新能轴承等轴承制造商，客户集中度较高，2020年、2021年以及2022年前三季度，前五名客户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99.72%、99.87%、99.84%。
实际上，2022年11月24日，新强联刚从嘉兴慧璞处购买了圣久锻件2.2901%的股权，彼时交易价格为3512.63万元，按照该价格计算，标的彼时估值为15.34亿元。
而根据圣久锻件51.15%股权的交易作价，标的估值达19亿元。经计算，时隔不足两个月，圣久锻件估值增加3.66亿元。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科技产业投资分会副会长兼战略投资智库执行主任布娜新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A股市场上，上市公司收购标的估值变化主要可能是由于行业景气度、标的盈利能力等因素导致。“不过，短时期标的估值出现较大变化，这其中的原因、合理性可能还需要企业说明。”布娜新如是说。
在重组草案中，新强联也披露了标的公司评估增值较高的风险，称根据收益法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2022年9月30日，圣久锻件100%股权的评估值为19亿元，较圣久锻件在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10.91亿元，评估增值8.1亿元，增值率为74.25%，评估增值率较高。
货币资金充裕却募资补流
伴随着此次并购，新强联还拟募集配套资金3.5亿元，其中部分资金用于补流。
具体来看，新强联此次收购拟发行股份支付对价7.29亿元，现金支付对价2.43亿元。对于2.43亿元的现金对价，新强联将通过募资解决。
新强联拟募资3.5亿元，剔除2.43亿元之后，公司拟使用9706.13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此外，1000万元用于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值得一提的是，募资补充流动资金背后，新强联并不缺钱。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前三季度末，新强联账上货币资金充裕，有13.74亿元。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新强联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人接听。
资料显示，新强联2020年7月登陆A股市场，公司上市后一直被视为A股市场“优等生”，2020年、2021年实现营收、净利均处于同比增长状态，不过2022年三季度公司业绩出现大幅下滑。
2022年10月25日晚间，据新强联披露的2022年三季报，公司当年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约为6.91亿元，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9125.37万元，同比下降59.38%。2022年前三季度，新强联实现营业收入约为19.53亿元，同比增长2.79%；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3.34亿元，同比下降16.56%。
受2022年三季度业绩大降的影响，新强联2022年10月26日股价“20cm”跌停，并且自此之后公司股价接连下跌。
经东方财富数据统计，在2022年10月26日-12月29日这47个交易日，新强联区间累计跌幅达47.09%，同期大盘涨幅3.35%，公司股价还曾在2022年12月23日盘中创下51.85元/股的低点。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上市公司股价最终是要靠向公司基本面，业绩不及预期的情况下被投资者“用脚”投票也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
对于此次全资控股圣久锻件，新强联也表示，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财务数据显示，圣久锻件近年来业绩也处于稳步增长态势，2020年、2021年以及2022年前三季度，圣久锻件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7.83亿元、10.86亿元、8.97亿元；对应实现净利润分别约为5809.27万元、1.03亿元、9089.3万元。
新强联表示，受行业快速发展、政策支持、客户认可度高、新增产能释放等影响，风电装备锻件销售大幅增加，报告期内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幅度较大。
据了解，新强联实控人为肖争强、肖高强兄弟，其中肖争强任新强联董事、董事长，肖高强任新强联董事、总经理，两人均系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人。根据《2021年胡润百富榜》，肖争强、肖高强成为洛阳市新首富，两人合计身家84亿元。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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